联合国难民署在9月初警告称试图进入欧洲的难民死亡率已经上升了。而鉴于试图跨过亚欧边境的难民数量已经下降，这一情况听起来也愈显残酷。从2018年1月至7月，每18名试图穿过地中海中部进入欧洲的难民中就有一人死亡。这个数字是2017年同期的两倍，当时每42名试图穿越边境的难民和移民中有一人死亡。这个夏天在美国爆出了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以及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的丑闻。两个机构都被指控实行零容忍政策，将非法移民儿童与父母分开。自2017年1月起，全年被逮捕的移民人数激增， 从2016年的110,568名上升到2017年的143,470名。
尽管“难民危机”这一流行语被留在了2005年，考虑到叙利亚抑或委内瑞拉等国的大量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甚至还有亟待科学家们解决的全球性气候移民危机，大规模移民问题始终是21世纪最核心的议题之一。因此，一个有人情味的移民政策就很重要了，而面对其实施上的困难，我们是否能够依靠去中心化技术来改善它呢？实际上，我们可以。
全球护照
假设你流离失所，迫于战争、恐怖袭击或是饥饿而开始逃亡，那么你可能会遇到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证件的遗失。难民在紧急逃离时可能会落下自己的护照、财产所有权或者学历凭证，而在他们前往避难国的途中也十分缺乏安全保障。而这些就会在他们进入新的家园进行身份认证、取得合法身份的官僚主义程序中导致问题和延迟。挪威难民委员会研究表明，70%的叙利亚难民没有基本的身份证明和证明财产所有权的文件。
东道国自然也会受到这些损失的影响，他们的问题在于无法获得与新移民相关的关键信息。在处理无证移民问题时，移民局官员无法了解移民的健康状况、家庭关系或者犯罪记录的等信息，或对任何能够帮助他们做出决定的关键数据进行验证。不必说，这就可能造成难民的名额被经济移民、逃亡者甚者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的战争犯利用。
不仅仅是政府机构需要个人证件，因此，在难民被接纳，甚至获得新的护照后，问题可能会变得更糟。由于更少受到人道主义道德的规范，企业对于证明文件的要求更加严格。即使是本国的专业人士也很难获得一份高质高薪的工作，而缺乏文凭证明则令难民求职成功的机会几乎降低到零，不论他或她实际掌握了哪些技能，又有多少从业经历。
在高度官僚制度化的世界中，上述困境还会发生在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从公共医疗援助到银行信贷，缺乏必要文件使难民始终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并将他们推向其他基于种族或者宗教的传统组织，这些组织在东道国的冷漠中能够向他们提供一些补偿和援助。这种多元化的发展结果几乎很明显成为了移民无法成功融入当地的例子。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数据安全性。难民的身份信息在联合国难民署开发的智能生物信息采集系统支持下得以重建。难民署已经登记了数百万名难民的信息并且将这些记录都保存在一个数据库中。但证据表明，像这样的中心化系统更容易受到攻击。Aadhaar是印度大规模生物信息数据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性公民信息数据库。而联合国难民署官网上发布的一篇报告表明，这个数据库存在严重的违规操作，去年，有指控称该数据库上的信息在网络上仅以8美金的价格被售出。
资金募集和管理
但是，从寻求庇护到在一个新的国家取得合法移民的身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和许多问题，并不是每一个难民都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即使他们已经安全地携带了所有必需的文件。尽管各类国家级、国际性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对难民投入了大量的关注以及资金支持，资金筹集和管理始终是移民政策中的一个大问题。
在等待东道国的决定期间，难民需要在营地或者难民中心度过数月甚至数年，在那里他们感受不到最基本的舒适和安全感。一轮又一轮的面试、文件和申请流程把他们从新生活中剥离出来，在体制内部失败无效的沟通令他们缺乏安全感。而“统计上的”错误几乎消除的代价却是个体的命运。
资金分配是另一项十分容易出错或者存在渎职风险的基本官僚主义活动。而这种错误的代价高得惊人。据位于布里斯托的发展倡议组织研究员估计，2011年捐赠者捐出的超过1千亿美元的官方双边发展援助金中至少220亿美金从未到达发展中国家。相反，这笔款项被用在捐赠国的活动中，或者被用来减免或者重新安排债务。在关于叙利亚危机爆发后由多个国际性机构资助的希腊难民营的效率的报告中，《卫报》援引了一位匿名高级官员的话称，据估计每100美金中就会浪费70美金。
人权观察站在2017年的报告中警告称捐赠资金的管理缺乏透明度，尤其是在为至少160万来自叙利亚的学龄儿童提供受教育机会这件事上。非营利组织解释称数以亿计的资金存在交付不足的现象，同时突出了主要问题，他们缺乏捐赠者集资的项目信息以及具体时间安排；同时捐赠者也没有连贯、详细及时的报告。
芬兰式实验
芬兰的人口数是550万，并不能接受大量难民。2018年，芬兰承诺接受750民难民，这些人主要来自叙利亚和刚果共和国。这个数字远小于其邻国瑞典的配额，瑞典承诺接受3,400名难民。然而，这个国家在如何有效地把现代科技应用到移民政策中时却为全球各国做出了榜样：芬兰正在使用区块链技术帮助新移民加快融入的脚步。
过去三年间，芬兰移民局一直都在向寻求庇护的难民和移民提供预付费万事达卡，而不是传统的现金。而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拥有数千名有效持卡人了。这些银行卡和存储在区块链上的唯一数字身份进行绑定。这个由位于赫尔辛基的初创公司MONI开发的系统为每一名参与者都保存了一个类似银行账户的完整的账本。
人们可以用他们的账户支付账单、购物或者领取工资。每一笔交易都会被记录在由去中心化网络维持的公共数据库中。这使移民局能够跟踪每一个持卡人的收支情况。而对移民而言，MONI账户意味着一种简单、易上手的工具，同时不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向雇主验证自己的身份。
从索罗斯的秘密武器到被联合国采用的工具
在2018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举办的达沃斯论坛上，身价亿万的投资家、慈善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表示他的企业已经在移民政策中用上了区块链技术：
“区块链技术可以有积极正面的用例。实际上，我们正在使用它，来帮助移民和家人联系，同时安全地保管并携带他们的存款。”
然而，在问答环节，索罗斯并没有披露具体的实施细节，自此以后也没有给出更多的信息。虽然这位亿万富翁选择为善而不与人知，作为人道主义救援和移民援助的主要国际力量，联合国已经迈出一步，开始采用区块链技术了。
2017年，埃森哲和微软合作利用区块链技术建立了一个数字身份识别网络。这个网络是一个由联合国支持的项目的一部分，其目的旨在为全球范围内11亿没有官方身份文件的人提供合法身份。这两家公司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ID2020第二次峰会期间公开了该网络的原型。
这款工具的目的在于在区块链上存储生物信息数据，一个指纹或者虹膜扫描，并借此来帮助个人完成身份证明，即使是在他们丢失了纸质文件的情况下。这个平台也会连接到现有的商业和公共组织的记录存储系统。埃森哲金融服务业务董事总经理David Treat甚至称这种数字身份是一项“基本人权”：
“没有身份，你就无法获得教育，金融服务，医疗健康服务，或者任何一种你想得到的服务。你的权利被剥夺，你被社会边缘化了。”
联合国对区块链一点也不陌生。这个跨国机构举办过各种讨论创新技术的公共活动。2018年7月， 它甚至成立了“数字合作高级别专家小组”，将区块链技术明确列入议程。5月初，它与区块链平台IOTA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探索该技术如何能提高联合国工作效率。
由于近代以来慈善事业的需求，联合国还开展了一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以太坊区块链落地项目。2017年5月，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向难民提供了一种可以直接兑换生活资源的票据，这种票据基于加密货币技术，可以在所有参与项目的市场中使用。
这些独一无二的加密票券的编码对应着数量不明的约旦第纳尔，将会被发给几十家商铺。而收银员所需要做的仅仅是通过眼部识别硬件来确认使用者的身份。据称，仅仅试点项目就帮计划署节约了15万美元每月，同时免去了98%的银行转账手续费。这个项目覆盖了10,000名叙利亚难民。
2018年2月，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一名负责人Robert Opp告诉彭博社，联合国正在扩大区块链支付系统。该署期望通过转而使用基于以太坊数字货币网络的分布式账本来节省数百万美元的银行转账费用。世界粮食计划署的官方网站提到，截至2018年1月，超过10万名居住在难民营的人通过该系统得到了援助。该项目下一阶段将扩大到所有在约旦接受粮食计划署援助的叙利亚难民，总计50万人。
此外，目前至少还有其他六个联合国机构正在考虑利用区块里应用来帮助实施国际援助，尤其是供应链管理工具、支付环节的自动审计、身份管理以及数据存储。这些机构包括联合国项目事务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以及联合国发展组。
当然，区块链不可能解决移民政策所牵涉到的所有政治问题。它只是一种技术工具 ，尽管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工具 ，但它不会传递仇外、同情的概念，它也无法保证难民成功地融入当地或者创造高薪，有意义且受社会保护的职位空缺。它可以帮助政策落实，但无法成为政治意愿的替代选项。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消除使用区块链给东道国以及人道主义机构对事件的控制程度带来的影响所引发的争议。分布式账本技术无疑为其无政府主义性质以及密码朋克的家学渊源感到自豪，同时也挑战着我们所赋予政府和金融体系的权力。因此，我们无法怀疑在区块链帮助政府移民机构取得生物信息控制的能力中有什么专制的东西。
在不久的将来，只要世界上还有战争、饥饿和不平等，移民始终都会是一个大问题，更别说还有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隐隐逼近，以及解决边界和国家福利问题的最终的哲学方案。而区块链能够做的是帮助难民得到更透明也更慷慨的经济援助，保管他们的重要文件，同时追踪申请流程，而这一切都不再有人工的失误。这听上去是个不错的开始。
来源：区块链铅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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