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子支付等工具的迅速发展，我们正迈入“无现金社会”，英国、美国、加拿大、瑞典、新加坡、日本等国家都在加快数字货币研发的步伐，在我国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探索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为争取早日推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中国早在2014年初就组建了一个专家研究团队，以讨论所需的监管框架或国家数字货币。而在今年，专门从事数字货币技术和应用可能的数字货币研究所也已经正式挂牌。据了解，研究所共设7个部门，由人民银行科技司原副司长姚前出任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副所长由科技司原副司局级干部、丝路基金信息科技总监狄刚出任。
实际上，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将大大降低传统纸币发行、流通的高昂成本，可提升交易的便捷性和透明度，减少洗钱、逃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助力我国央行对货币的供给和流通的控制，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提升支付清算效率，为我国实现普惠金融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
近日，姚前在法定数字货币焦点组工作会议中也提到，法定数字货币的信用创造功能对经济有实质作用。尤其是金融危机时刻的流动性救助，对于防止危机传染，助推经济快速复苏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还指出，在法定数字货币环境下，有效的负利率政策将成为可能，中央银行可能不再需要设定通货膨胀率缓冲（通常为2%），理论上中央银行的目标通货膨胀率可降至0。因此，法定数字货币或有助于改进法定货币的价值稳定。
目前，虽然我国在数字货币的研发上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如何在创新的同时做好监管不容忽视。据了解，数字货币的匿名性使其具有隐藏交易的能力，这使得数字货币可以逃避监管政策。近年来，匿名的数字货币更是成了不法分子勒索的犯罪工具，这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数字货币纳入监管政策中，那么作为金融科技领域的新事物，在注重防范风险的同时，如何创造出合法合规的监管环境呢？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温信祥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认为可从以下几点考虑：（1）建立健全数字货币监管框架；（2）对数字货币交易平台采用许可证制度，保护投资者权益，防止欺诈、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活动；（3）对数字货币初创企业引入“监管沙盒”，既保护投资者权益又支持金融创新；（4）采取多种措施防范数字货币传销、诈骗；（5）大力发展监管科技；（6）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另外，姚前认为，在法定数字货币监管方面，可以利用法定数字货币“前台资源、后台实名”的特性，通过安全与隐私保护技术来管理相关数据使用权限，确保大数据分析等监管科技有用武之地。
当然，未来数字货币能否作为法定货币还受众多因素的考验，例如对经济的冲击、人们对其的接受程度等等，但无论如何，当前，我国正处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战略窗口，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对社会支付体系的健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央行货币地位的提升具有非常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